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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有效的公共空间?这个丹麦建筑师用了五十年观察广场和街

来源:网络文摘 时间:2018-09-14 编辑:龙景园

在各类关于全球宜居城市或是居民幸福感的榜单里,哥本哈根总能排在前列,尽管大部分丹麦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幸福和宜居究竟怎么测量,如何比较。与洛杉矶这类以汽车为中心的城市不同,哥本哈根最便捷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街道、广场上总是聚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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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并非生来如此,它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让公共空间变得有趣。这个过程与一位城市设计师紧密相关——扬·盖尔(Jan Gehl)。

2017 年,为了庆祝建城 850 年,哥本哈根公布了一份十人名单,从 12 世纪的大主教阿布萨隆(Absalon)、丹麦文学之父剧作家霍尔堡(Ludwig Holberg)、嘉士伯啤酒的缔造者卡尔·雅各布森(Carl Jacobsen),到扬·盖尔,他们共同形塑了这座城市。

我们在一间滨海餐厅见到了 82 岁的扬,他刚刚走过游客密集的新港。为了维持健康,医生让他随身携带计步器,每天需要走上一万步。

“幸运的是,今天的哥本哈根已经很适合人们走一走了。”

这在五十多年前无法想象。扬还记得自己读完研究生的 1960 年代,广场、街道属于车辆,人需要在噪音和尾气之间闪避,加上漫长的冬季。“没人能在行走里发现多少乐趣。”

和那些打造诸多建筑实体的建筑师不同,盖尔事务所的工作有些“隐形”。相比建造,他们更常提供的是一种城市策略,比如他们在墨尔本 CBD、纽约时代广场以及莫斯科的改造。

什么是有效的广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街道?为什么需要让街道适合行走?扬·盖尔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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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街还是高架路,六七十年代哥本哈根的两难选择

“给一个人一吨半的铁和四个橡胶轮胎,他就可以移动了,能够摆脱空间的束缚,这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底特律告诉世界的‘自由’。”

二战后,许多欧洲城市的重建都期待这种“自由”。柯布西耶等现代主义者描绘了未来都市的样貌,从上帝视角俯瞰城市,目之所及只有大块的功能分区,住宅、工业区、商业区。

道路则由汽车主宰,根据车流量划分不同等级,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柯布西耶干脆否定了街道生活的必要性,道路成了交通工程师的工作范畴。传统的居民区需要被拆除,为马路和高层建筑挪位置。

六七十年代,对于街道的样貌,行人并没有多少话语权。

哥本哈根面临两难选择,是大刀阔斧地拆除重建,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都市,还是保留既有的旧城肌理?它在两条道路上都有过尝试。

1962 年,为了营造商业氛围,鼓励慢节奏的公共生活,市政厅将车辆从一条名为 Strøget 的主干道上驱逐,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步行街区。

最初,这个“无车化”的方案受到了诸多反对,扬还记得当时报纸上的批评声包括:“丹麦不是意大利”、“丹麦人天生不爱走路”、“我们可是有漫长的冬季”、“为什么不去建更多宽车道的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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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的拉斯维加斯,随着美式汽车文化流行,一个车行的现代化城市形象也蔓延开来(图 / Copenhagen Trave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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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为步行街后的 Strøget(图 / VisitCopenhagen)

改造后的步行街收效不错,哥本哈根又在 1970 年启动了另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建设一条六车道的高架路 Bispeengbuen,穿过城市北部稠密的居民区,到达腓特烈堡市。

“与 Strøget 不同,它成了一种特殊符号”。那些住在高架路沿线居民区的人们,通过自家二楼的窗户就能看到这条宽阔的马路,没有斑驳的路面,没有拥挤的行人,平整、高速——“现代化”就摆在你眼前。

但 Bispeengbuen 的建设并不顺利。最大的阻碍来自资金,没等到竣工,最大的建设方 Nybyg A/S 就宣布破产。二战后的丹麦政府缺乏资金,和这条高架路相似,许多大型开发案要么夭折要么烂尾。

另一股反对力量来自民间。1972 年这条路正式开通的当天,本地人进行了抗议,认为这项耗资巨大的建设破坏了原有的城市。

与 1960 年代媒体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憧憬“现代化”不同,在整个欧洲,“现代化推土机”已经有了反对者。

一些环保者在哥本哈根的湖面上用船作标记,提示人们一旦填湖造陆,有多少水域会消失。还有人放出气球,在相对低矮的历史建筑上空标记出一个拟建的高层酒店将会达到的高度,希望引发人们反思,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将会如何改变这座城市。

“1960 年代开始了争辩,受柯布西耶影响诞生了巴西利亚,Jane Jacobs 则批判这种看不见人的大尺度,认为它们将带来城市的衰亡。”

是保留小尺度的街巷,还是造桥修路,这些围绕城市将往何处去的争议还没能等到个结论,第一次石油危机在 1973 年爆发。曾被寄予厚望的 Bispeengbuen 高架开通不过一年,车流量骤降。

“再也没有人要求政府新建宽阔的马路了”,扬还记得一些学者曾遗憾,丹麦错过了“现代化”的这班车。当时能源严重依赖进口,两次石油危机重创了丹麦,政府再也无力推进那些耗资巨大的开发计划。

之后丹麦的能源转型,或是哥本哈根以单车和“宜居城市”作为城市形象,都始于历史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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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有效的公共空间?造价昂贵就够了吗?

Bispeengbuen 高架花了很多年才恢复元气。相比桥上的车流量变化,扬·盖尔对桥下的空间更感兴趣。

近些年,六车道的高架下成了丹麦年轻人的一处聚集地。涂鸦、滑板、音乐会,非正式空间常为亚文化提供土壤。Vice 的撰稿人 Sara Elisabeth Nedergaard 就在这里体验了一顿“无声晚餐”,30 个陌生人头戴耳麦围坐在桥下,不可以开口说话,他们需要在一顿饭的时间里靠纸笔和肢体动作认识彼此。

与这处桥下空间类似,许多非正规的公共空间并不是设计师有意为之。相比这些地方的活跃,一些新区造价昂贵的广场往往空无一人。什么才是有效的公共空间?

1965 年,扬·盖尔在一次旅途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和太太 Ingrid 去了意大利,在锡耶纳研究广场。最初,扬观察的是古建筑,从窗户、门楣、外立面到结构。“当时建筑学院教给我们的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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